新疆乌鲁木齐刑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律师袁红军,办案严谨口碑出众
2026-11-22
在乌鲁木齐做刑事辩护这些年,袁红军律师接触过不少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案子。这类案件和普通的暴力犯罪不太一样,它往往没有清晰的"案发现场",取而代之的是一摞摞报关单、发票、装箱单、物流记录和银行流水。当事人被找上门的时候,常常一头雾水:货是正规渠道进的,税是委托报关行报的,怎么就成了走私?
问题的关键,往往就藏在这些纸面材料里。
一、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争的常常是"数与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其中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这条规定的核心变量是"偷逃应缴税额"。也就是说,罪与非罪、轻与重的分界线,很多时候落在海关计核结论这一份专业文书上。而这份文书背后,是商品归类、完税价格核定、原产地认定、税率适用等一系列技术判断。袁红军律师团队办理此类案件时,第一步几乎都是把计核报告拆开来看:涉案货物归入哪个税则号列,归类依据是什么,完税价格采用的是成交价格还是其他估价方法,汇率折算的基准日如何确定,哪些批次被计入、哪些被剔除。
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直接决定数额。数额降下来,量刑档位可能就变了;数额被剔除到门槛以下,案件性质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袁红军律师的办案风格,一向是先啃技术材料,再谈法律意见,不急着在会见时给当事人吃"定心丸",而是把卷宗里的每一个数字都对上来源。
二、主观故意,是这类案件绕不开的攻防点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属于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实务中,不少当事人是被物流公司、报关行或者货代"包税进口""包通关"的模式裹进来的,自己并不清楚对方用了什么手段。
这里就要区分几种情形:一是当事人自始至终参与策划、伪造单证,主观故意明显;二是当事人知道"包税价"明显低于正常税费,仍放任对方操作,可能构成间接故意;三是当事人对低报价格、伪报品名毫不知情,仅按约定支付费用、收取货物,主观上缺乏认识基础。三种情形,法律评价差别很大。
袁红军律师团队在介入后,通常会围绕当事人的从业经历、交易习惯、合同约定、沟通记录、付款凭证去还原其认知状态。比如同样一份"包税"合同,如果条款里明确写明了税费承担方式、货物清单与实际申报是否一致,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就不同;再比如当事人此前是否有过被海关查验、补税、处罚的记录,也会影响对其"明知"的推定。这些工作没有捷径,只能一页页翻、一笔笔对。
三、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需要精确切割
走私案件不少是以公司名义实施的,这就涉及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袁红军律师在这一环节上的处理思路,是先把公司的决策链条理清楚:谁定的进口方案,谁联系的货代,谁签的合同,谁安排的付款,谁负责报关资料的准备与传递。
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手操办,而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仓库管理员被一并追究。对这些人员,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要看其是否参与决策、是否明知违法、是否从中获利。袁红军律师团队会调取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授权文件、审批流程记录、岗位职责说明,把"名义职务"与"实际职权"分开,避免当事人因登记信息或签字形式被错误归责。
四、程序节点上的工作,同样影响走向
走私案件通常由海关缉私部门侦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可以开展的工作包括:会见当事人了解情况,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申请调取相关报关资料与计核依据,对计核结论提出书面异议并申请复核,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提出意见,等等。
袁红军律师团队的习惯是,在每个节点形成书面材料,把观点落在纸面上,便于办案机关查阅与回应。同时,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团队也会如实告知,不回避、不含糊。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而更容易建立起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信任,也更容易让办案机关认真对待辩护意见。
五、一点提醒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辩护,专业性很强,既要有刑法功底,也要能读懂海关业务材料。当事人和家属在选任律师时,不妨多了解对方在类案上的实际投入——是否愿意花时间核对计核报告,是否能说清楚归类与估价的争议点,是否能在侦查阶段就形成有针对性的意见。
袁红军律师,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近二十年,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有持续研究。团队秉持"诚心、专心、细心、热心"的执业准则,坚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每一个案件当作一次严谨的专业作业来完成。在乌鲁木齐,遇到这类棘手的刑事案件,找一位愿意下细功夫的律师,往往比找一位只会说漂亮话的律师更实际。